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花魁直播下载:在历史进程中筑梦,让薪火永相传

发布时间:2024-09-27 点击数: 点赞数


在历史进程中筑梦,让薪火永相传

(作者:郭伟欣)


1678年、1898年、2008年,是戊午、戊戌、戊子年。这三年,见证过三对师徒的抉择、悲欢与坚守。所有尘封了的、缅怀中的、进行着的,终将化作在历史中筑梦的丰碑,岿然屹立永不朽。

 师之大者,传文化

1678年,明永历三十二年,清康熙十七年,戊午。

清廷诏征“博学鸿儒”,并诏修《明史》。此前,黄宗羲已经为反清复明的信念周旋半生,他屡战屡败,又旋败旋战。期间家祸迭起,他的弟弟黄宗炎两次被捕,儿媳、小儿、小孙女病夭,故居亦两次遭火。他疑惑,他痛苦——还要坚持吗?

同样是这一年,莱布尼兹发明了可做乘除运算的计算机,惠文斯与牛顿光学拉开论战。当然,无人知道外部世界日新月异的变化。

十年前的康熙七年,清廷严申海禁。一个古老的文明将自己深深封闭起来,而这一封闭,便是将近两个世纪。

对于黄宗羲而言,那时叩问着他的问题是,明亡了,有华夏存焉,而华夏亡,则民何从?泱泱数千年之文化,又往何处去?

五年前,他满怀疑问,登上了天一阁,这里收藏了宁波范氏自嘉靖年间以来的七万卷藏书。那一年,天一阁一百零八岁,黄宗羲六十三岁,他饥渴般地阅览着尘封的典籍,尤其是前朝档案、地方志,他从字里行间看到了明清之际的社会经济风貌,由此也注意到了浙东商业文明的萌芽。若干年后,他在《明夷待访录》中提出了“工商皆本”。但最令他悲触的,则写在《天一阁藏书记》里:“读书难,藏书尤难;藏书久而不散,则难之难矣”。

古老中华一向以文章为经国之大业、不朽之盛事,数千年来,典籍文献浩如烟海。但每一次王朝更迭,文明便要损失一次。每想到此,他太心焦,太愁闷,也太深知大乱之后为文明续书的紧迫。离开鲁王行朝后,他潜心著述,辗转慈溪、绍兴、宁波、海宁,开馆设学,将《明儒学案》《宋元学案》《明夷待访录》等一部部彪炳史册文坛的著作呕心撰出。他知道,“大明”已成历史,而这段历史要在他手中变为下一段文化的火种。

康熙十七年是一个必然要做出艰难抉择的时刻,清王朝面临自入关以来的第一次系统的历史回视,如何评价前朝与本朝?黄宗羲也面临着他一生中最无力的困惑,要不要加入他心中极不承认的“朝廷”,为后世留下公正的史书?

没人知道黄宗羲心中如何说服自己。坚辞不就后,他派出了自己的弟子万斯同赴京。这对师徒间的衣钵传承,也铭刻在天一阁的访客名单上。继黄宗羲之后,万斯同是第二个踏上范家天一阁的外姓人,这样的学者在天一阁数百年浩渺历史里不过十几位。黄宗羲在赠别诗中,为学生写下了“四方身价归明水,一代奸贤托布衣”。

按清朝规制,凡入史局者皆署翰林院纂修官衔,授七品俸禄。万斯同遵照师嘱,上京后执意“以布衣参史局,不署衔,不受俸”。当时,《明史》纂修者五六十人,他们每篇成稿,都送到万斯同处复审。万斯同阅罢,便告知取某书某卷某页,有某事应当补入;取某书某卷某页,某事应当核实,无一谬误。

这对师徒,一位铁骨不屈的“姚江黄孝子”,从崇祯十七年明亡到顺治十年设馆讲学,只做一件事——反清复明;一位京城中上至王公下至学子无人不晓的“万先生”,从康熙十七年入京到康熙四十一年病逝,则只做另一件事——修明史。

文化是深植于一个民族的血脉中的,跨越茫茫岁月,范钦以他的天一阁万卷典藏守护过,而黄宗羲以他的思想光辉启蒙过,万斯同则以他的如椽史笔记录过。

康熙十七年,这对师徒做出了各自人生中最具转折性的选择——国可亡,而史不可灭。王朝兴废转头空,历经五千年中的无数次轮回,正是无数对如此般师徒的信念传承,让文化永存,留下我们民族瑰丽之梦坚实的根基。

 

师之大者,开民智

1898年,清光绪二十四年,戊戌。

这一年的风雨欲来,在三年前就已波谲云诡。彼时正值甲午丧师,割台湾,赔款二百兆,举国上下震动。康有为联合一千三百多名应试举人联名上书,呼吁变法。他不达目的死不休,前后上书七次,热诚不减,胆气不退,举国流俗嘲笑之,如同未闻。这是康梁共举的第一把“火”。

前有车后有辙,翌年逢缘时会,梁启超任主笔的《时务报》在上海破土而出,开启了中国近代传媒与学说理论联姻的一幕,活脱脱其先生风范附体。

光绪二十四年,历史把他们各自推向了顶峰,又重重摔下。这一年戊戌维新,是康梁共举的第三把烧得最明亮迷人的“火”。此前,他们已与保守派文战多番,将第二把“火”烧得遍地。可是这第三把,让他们一败涂地。

维新变法一百零三天后,师徒俩被迫“断发胡服走扶桑”。多少壮怀偿未了。∪缃裣肜,当他们面对日本这个“仇敌”与“导师”时,该是何等复杂的心境?

这一年,庞大守旧的中国依旧在黑暗中难以转向,而欧洲这头居里夫妇已相继宣布发现新的放射性元素——钋与镭。东方与西方,历史的车轮迥然反向。

在日本,梁启超逐渐意识到政治激变无法富国强兵,改革的成效取决于国民的素质。由此,开始向那一面蒙昧与麻木筑成的“铁墙”撞击——民智未开,则我开之。

回国后,梁启超号饮冰室主人,著书立说。“今吾朝受命而夕饮冰,我其内热与?”透过一部部著作、传记、日记,再去体会“饮冰”二字,那种焦灼忧虑的“内热”仍是那般炽烈真实。何以解热?唯有“饮冰”。

今天脍炙人口的《少年中国说》,梁启超写于1900年。那时,八国联军侵华,古老的民族危机重重。但梁启超庆幸,师傅康有为传给他的信念,他传下去了,海内将掀巨澜。变法的那把“火”照热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心,中国的革命者们相继擎起大旗,一再向着那堵 “铁墙”撞开去。尔后民国建立,袁世凯窃国称帝,他的弟子蔡锷则第一个在云南举旗讨袁。

民智一开便如洪水,他坚信。少年进步则国进步,他坚信。中国之雄立于东方必可待,他坚信。

这些根深蒂固的坚信来源于戊戌维新的十年前,那段与康有为结下的师生之缘。当戴着“神童”桂冠落第的梁启超,在万木草堂拜见同样遭际的“南海圣人”康有为时,一个世纪以来最负盛名的师徒佳话开始起笔。

初秋时节的广州,位于中山西路长兴里的万木草堂寥落无人,这座院子里曾痛谈过“江山重叠争供眼”的时局,也激荡过变革者“献身甘作万矢的”的壮怀与落拓。第一次晤面,康有为痛陈朝廷腐败与拯救国民之理,一向任性自负的梁启超听后犹如冷水浇头,当头一棒,且惊且喜,且疑且惧,即拜康先生为师,从此毅然踏上救国匡时之路。如今我们得承认这是中国近代史上屈指可数的“双雄会”之一,历史有时可谓妙手偶得。

一个世纪过去了,斯人已逝,当年那些受过这对师徒思想文字洗礼的几代仁人志士也已逝,而民智今日胜于昨日,少年进步国亦进步,中国之雄立于东方瑰梦不远。

历史总是一团迷雾,唯勇敢的启蒙者方可带领我们前行。一部近代史,写满了炮火与呐喊,写满了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接力,这些不朽师徒的精神力量,还将继续让我们筑就崭新中国梦。

 

师之大者,扬精神

2008年,中国的奥运会“元年”,戊子。

这一年的意义太难以落笔,对于重获新生的民族而言,所有的意义都藏在历史的不言之中。

放眼一百年前——1908年,四月革命党人的“钦廉起义”因乏援而失败,六月全国掀起立宪请愿高潮,十一月慈禧太后叶赫那拉氏病薨。该年,《天津青年》一篇文章中提出奥运三问:什么时候中国能派运动员参加奥运会?什么时候中国能获得奥运会金牌?什么时候中国能举办奥运会?

2008年则是一个隔了一百年的回答——奥运,是一个萦绕了一百年的梦,是一场始于1932年刘长春孤独身影的长跑,是一出必然留下盛世辉煌记忆的万民狂欢。

这些厚重的意义压在全体中国人和北京奥组委的肩上,更直接地压在蔡振华和他的后继者肩上。

2003年刘国梁就任乒乓球男队主帅的时候,曾开过一句玩笑:“小子们!当年师傅怎么治我,我就怎么治你们!”

刘国梁的师傅是蔡振华,蔡振华是江苏无锡人,但他的性格并不像典型的南方男人。他总是风风火火、大刀阔斧,但却粗中有细、敏感又注重细节。刘国梁继承了蔡振华的风格,豪爽并一丝不苟。

走出近代的中国,体育的信念已从洗去“东亚病夫”到展现大国形象转变,这个转变得益于2008年。而铺成这条从荆棘之路到康庄大道的,是一代又一代以师徒挽手扬精神的体育人。

1985年,蔡振华由运动员转身为教练,出走意大利执教,后来被意大利乒乓球界视为教父。四年后回国“受命于危难之中”时,中国乒乓正步入低谷,他带领球队开始“第一次创业”,这次“创业”不仅打赢了翻身仗,还带出了一批国人耳熟能详的健将。

2003年春天,巴黎,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开幕的前夜。

上:焖布抛芫砺ナ篮腿タ赐泄幼芙塘凡陶窕,蔡振华特意把他带到刘国梁面前,对刘国梁说,“他以前是李富荣局长的交情,现在也是我的交情,而以后也是你刘国梁的交情。”蔡振华说这话时,语调颇为轻松,但闻者都觉得有一种江湖男人情谊。6月,刘国梁正式接过师傅的担子。

2004年春节,厦门,中国乒乓球队正在封闭集训。

刘国梁率领队员在操场上跑步,蔡振华在场边说起这位得意门生,“我之所以看重国梁,最主要的是看重他有一种思想,一种精神,一种魅力,能使他成为几代班子的中心,带领几代乒乓球运动员。”什么样的思想、精神和魅力,蔡振华未多解释,只说日后大赛必会验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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